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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何大一的名字已經和「愛滋病救星」劃上等號，他當時提出「雞尾酒療法」，即是將各種「蛋白抑制劑」與其他抗病毒藥物合併，在病人感染病毒早期時使用，成效矚目，更大大增加了日後醫學界擊倒愛滋病毒的可能性。
在 《遠見》雜誌訪談過程中，何大一求知的渴望，專注的神情，不曾因功成名就而稍有改變，「走在路上，也沒人認識我啊！」何大一瞇著眼笑了，那是他略帶稚氣的 招牌微笑，「不過我卻因此有機會與青年對談，激發他們的熱情與潛力！」何大一說，這是他真正珍惜的「改變」，也是一種使命。
出 生於台中的何大一，十二歲時隨著母親及弟弟移民美國，與先行赴美求學的父親團聚，當時英語不通的何大一十分內向，卻也因此而專注於學業，從研究中找到興 趣。醫學本非何大一的第一志願，原先於麻省理工學院及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就讀的他，發現醫學研究更為切合他的個性，於是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。
1980年代中期他在洛杉磯醫院擔任實習醫生時首次接觸到愛滋病患，就矢志要在這方面進行研究並找出治療的方法。「當你知道研究結果會對世界造成震撼，可以幫助許多不曾謀面的人，是多麼快樂的事！」何大一分享他作研究時的喜悅。
由於他在愛滋病研究上的傑出成就，受到「艾朗戴蒙基金會」主持人戴蒙（Irene Diamond）女士的賞識，而於1991年出任「艾朗戴蒙愛滋研究中心」主任迄今，當時何大一僅三十七歲。
《時代》讓世界看到了何大一，更讓台灣找到了何大一，獲選為第二十二屆中研院生物組院士的他，在愛滋病疫苗的研發上，已有兩劑疫苗產品進入美國臨床試驗，2003年SARS席捲台灣時，何大一也為相關疫苗研發帶來建議。
「如 果我的小小成就，並不時返國參與研究，有助於協助政府吸引海外人才返台效命，我非常願意做，」有感於政府近年來推動生技產業的決心，何大一頻頻往返台美， 希望拋磚引玉，引領另一波「竹科模式」的人才歸巢風，「生技產業，靠的就是人才！」何大一收起笑容，正色說，「生技這一局，要賭，就好好的賭吧！」
Q：從生技專業的角度，你如何看台灣這幾年來生技產業的發展？
A：這幾年來台灣專注發展生技產業的行動有目共睹，就像當年發展資訊產業一般。
但我必須強調，生技產業看長不看短，政府若有心發展，就要給予產業時間和機會——這是信心的考驗，因為醞釀期不會只是五年、六年（甚至十年都嫌太短），卻要認定二十五年後，或者三十五年後，更或者是五十年後，生技產業將是台灣經濟成長的命脈。
Q：但是台灣生技發展至今沒有重大突破，你是否憂慮？
A：我一點都不擔心，長期的投資現在來評斷還嫌太急；不過海外人才陸續回國，這倒是很讓人雀躍的喜訊。
這群人才回來創業、進行研究，為台灣產業提供新的經營模式、注入新的觀念，都是正向的力量。我也一直呼籲政府此時應當致力延攬人才，整合專長，因為說穿了，生技產業最終的元素就是「人才」。
生技就像一場賭局，一旦要賭，就好好的賭吧！
Q：如你所說，推動生技產業需要決心，政府該怎麼做？
A：政府應清楚明瞭生物科技對國家未來的指標意義，目前當務之急是將對的訊息傳達給「對的人」。
例如，現在這局的遊戲規則不再是投資一年半載就有回收的態勢，民間資金也該因應產業轉型而改變思惟，政府就要塑造再教育的氛圍，因為投資可能十幾年都不會有任何收穫（然而這是必經的歷程），態度上的調整是必要的——讓民間資金成為「對的人」。
話說回來，假如資金貧乏，法規嚴格，另一群「對的人」——專業人才，也無法獲得誘因加入；必須知道，生技產業完全就是倚賴人才、想法的產業，如果沒有環境，怎麼會有人才願意投入？或者放棄原本在海外的工作，而回國追求理想呢？
因此公私領域應該一同協調、想辦法，如同資訊產業前仆後繼，資金大量投入，排除法規障礙……。人才因此樂於追求理想，激盪新的想法、製造新的產品，這道理在生技發展的過程中也不可或缺。
當今全球各國，例如歐洲國家、新加坡、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同樣十分專注發展生技產業，他們也很辛苦，因為這是個艱鉅的任務。就拿美國來說，許多主要城市積極地投入，不過至今成功的卻屈指可數，波士頓、舊金山、聖地牙哥……，僅此而已。
Q：所以你認為民間資金需要再多加把勁嗎？
A：老是掛念短期回收，就不會有突破的發展，老是盯著有商機的領域做，朝三暮四也不是好事。
這的確是挑戰，但台灣一定得克服。
台灣絕對有資金支撐產業，問題就在資金不願投入。畢竟生物科技對台灣而言是新的東西，大家會卻步，將心比心之下，資金躊躇不前的狀態不難理解。
往積極面思考，2003年SARS造成那麼大的傷害，台灣若有自己的製藥公司，就得以自立更生。一個國家怎能不掌握自己最需要的物資呢？這次SARS集中於亞洲，如果是全球性的疾病，先進國家在自身疫苗供不應求的狀況之下，台灣該怎麼辦呢？
B型肝炎疫苗就是個很好的例子，患者多為亞洲人，甚至是台灣的「國病」，但是至今疫苗來源仍是由美國掌握，對此我們應引以為戒。
Q：就你的觀察，台灣應該要專注於哪方面的研究，以尋求全球利基市場？
A：生技市場對產業的影響，不僅針對國內，更是全世界，兩千三百萬人口也許不是國內生技業者的市場，而是應該放眼對岸，甚至全世界。
生醫產品主要消費者集中於已開發的富裕國家，台灣必須以全球化的角度思考，促進國際交流；如同IT產業大量引進台灣、中國大陸人才，因為他們大多具有美國學界、業界服務的經驗，都是最前端、關鍵的無形資產，如何讓他們回來效力，是最重要的。
政策也許可以指定產業專注某種疾病研究，或某個領域發展，但這群科學家思考獨立，你無法要他們做這個、不做那個，因為生技的成就是屬於全世界，不一定亞洲人就必須做肝炎研究，愛滋病研究同樣也是市場。這些觀念的改變，需要時間來形塑適合生技產業發展的文化。
Q：台灣資源有限，所以我們得將資金、心力花在刀口上？
A：對，不過我另外有不同的看法。
「當你專注發展1％的領域，同時卻也排斥了其他99％的可能。」在新產業的形成上，不需要絕對地自我設限。當然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之下，要慎選重點項目，但是我還是希望保有彈性，世事難料，很多的發現都是在不能預料的情況下產生的。
Q：現在台灣一窩蜂地趕生技熱潮，達康公司（.com）泡沫化現象是否會重演？
A：也許因為民主體制的關係，現在政府對於生技產業的投資預算不得不「有糖大家吃」——滿足每一個人，卻沒有一個人是超強的。
如果長期、穩定的有這筆錢、這個決心來扶植業者，倒也還好；倘若你總是擔心這筆錢是否要繼續下去，那可就做不出來啦！
美 國的模式就是長期投資，長期挹注。而我的觀點是，現階段不要一堆公司，只要一家超強的樣板案例（這絕對可能的），關鍵是「選案，挑人」（pick project , pick people），就像新加坡的產業推動，不怎麼民主，卻很決斷，很快地找出一條路。
Q：你也在研究以中藥治癒愛滋的可能性，你怎麼看中草藥的發展？
A：天然草藥絕對要投入研究，其實超過50％的西藥來源也是天然的，例如盤尼西林來自黴菌等等，中草藥的歷史悠久，資料庫更為豐富。不過，我不喜歡所謂中藥、西藥的分別，藥就是藥，某種中藥成分如果有效，就會為西藥所用，如何「證明中草藥有效」才是關鍵。
現在的問題是，不能說因為師傅告訴你這帖藥有效，你就覺得有效，口耳相傳不是科學發展的基礎。我在意的就是以數據證明中藥的成效，一試再試，把關鍵的成分和原理找出來造福人群。
時間已經告訴人們，天然物質都是珍寶，這是未來研究的趨勢。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或其他亞洲國家因為時空之便，占有優勢，更應該積極地系統化整合、研究，就像基因序列解碼般，中草藥研究將具有劃時代意義。
Q：你對台灣防禦愛滋病有何提醒？
A：比起其他國家感染人數，台灣目前感染愛滋病人口在可以接受的範圍，政府宣導也十分積極。
不過我還是得提醒國人，台灣愛滋病感染率最近五年，每年都以10％的比率上升，被聯合國列為次危險地區，這是值得政府注意的警訊。許多先進國家，如美國，雖然感染人數龐大，但是目前的感染率卻呈現平穩狀態。
Q：近年你奔波於台美兩地進行研究，推動生技產業，你的熱情從何而來？
A：我樂於為研究奉獻心力，甚至提供一己之力推動產業發展，不僅因為我是位醫生，也是受過嚴格訓練的科學家。當你研究出某種療法，可以拯救人們脫離痛苦；當你發現某一種原理，可以印證在很多種疾病治療，那種滿足感是物質享受無法比擬的。
的確，從事研究工作獲得的金錢報酬也許不多，但是自我實現的機會卻很豐富，你知道你的研究會對世界造成震撼、會幫助許多不曾謀面的人，加上生活在一個時時刻刻探尋新事物的工作環境，是多麼快樂的事！
當你自我實現之後，公共利益因此也獲得實現，這樣的滿足感是雙倍！
Q：研究生涯可說是漫長而孤獨，談談你生命中的貴人？
A：生命的際遇是很奇妙的，通常你會遇到一群又一群人來影響你的生活，也許是家人，也許是朋友。
年幼時我的父親在美國求學，他的堅毅和專注深深觸動我，父親不在台灣的時候，家族對我的啟蒙則十分重要，如今我常保赤子之心，對任何事都充滿好奇——我常說我打從心底是個小孩，想搞清楚地球上每一件事。這樣的個性，實在得歸功於我年幼時完整的家庭教育。
青年時期，我會說楊振寧、李政道是我的模範，科學家的形象風骨在在讓我傾慕不已。
現在我最感激的是妻子與孩子。孩子為我帶來新世代看事物的想法和觀念，讓我始終保持年輕開放的赤子之心；妻子則毫無保留地支持我的每一個決定。
另外，我今天能有如此成就，還得歸功於戴蒙女士（Irene Diamond），她創立「艾朗戴蒙愛滋研究中心」，並且挹注大量資金以做研究。
戴蒙女士不是生技領域出身的投資家，而是一位影片製作人，她善於發掘電影明星，發掘劇本，例如「北非諜影」就是她令人津津樂道的成就，她識人很有一套。
那時候戴蒙女士對我說，她希望找個人，能發現全新的愛滋病研究領域，能兼顧學術與實務，因此找上了那時三十七歲的我——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！所以我很感謝她，我把戴蒙女士當作我忘年的摯友，時常與她談話分享生活，雖然我們可能屬於不同時代，但彼此卻熱於交心。
戴蒙女士幾年前去世了，享年九十二歲。
Q：十年前登上《時代》雜誌封面至今，成名後的生活是否有所改變？
A：一點都沒有改變，也沒有受到什麼影響，現在走在路上，也沒人認識我啊！
不過現在有更多機會與青年學子對談，這是難得的機會，也是我出席各項邀約最重要的考量；因為我有使命為年輕人持續傳達最新的觀念，激發他們的熱情，以加入生醫研究的行列。
發掘人才也是如此，你必須不斷與人溝通，從言語中發掘他的熱情與創意，進一步觀察他整合、實踐甚至銷售想法的能力，上述特點都是「人才」必要的條件。
我想戴蒙女士那時就是從對談之中觀察到我的努力以及求知欲，同時肯定我的專業；我會比所有屬下還賣力工作，我始終處於最佳狀態等等，這就是我，妻子說這是「歹命」、「勞碌命」，也許吧！其實研究工作就是最好的娛樂，它滿足我一切的求知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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