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世
本文出處：http://www.sac.gov.tw/WebData/WebData.aspx?WDID=2355&wmid=147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）
為國正名的體壇鬥士 - 徐亨
從1954年開始，為了爭取以自己國家的名稱參加奧運，我國奧運代表團曾經拿著抗議布條，參加奧 運開幕，也曾經被加拿大惡意拒絕入境，我國優秀的選手就此被摒除在國際體壇之外，不得參加國際比賽。同樣是體育界出身的徐亨無法妥協，為運動員的國際舞 台，開始漫長的正名護籍之戰。他堅決的說，絕對反對「中國台北」，因為它一定像香港、澳門、中國上海、中國北京一樣，都屬於對岸，所以堅決反對。
1950年代，中共為多方排擠我國的國際空間，積極進入世界體壇，我國奧會會籍開始面臨威脅。
陳國儀目前擔任中華台北奧會秘書長。他認為各國奧會，是在該國推展及維護奧林匹克活動的一個組織。它有幾項條件：第一，必須獲得國際奧會的承認；第二，必須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非政府組織。
「實際上，我們的正名奮戰工作，從1959年被趕出來時已經開始了！」湯銘新回想在1959年時，蘇俄共產集團便提案排除我國。雖然我方積極爭取，以中華民國奧會的正式名稱參與奧會活動，但是1960年羅馬奧運，我國仍然被迫冠上「台灣」字樣進場。
劉世珍記得1960年楊傳廣拿到奧運銀牌，但是開幕典禮時，大會不准我奧運代表團以中華民國國號、國旗進場，所以林鴻坦先生拿出「Under Protest」抗議白布，表達強烈的不滿。
正名工作由當時國內體壇重要人士，包括江良規、郝更生、鄧傳楷等人積極策劃。
但主導的江良規先生因為健康的問題，無法到處奔波，因此急需找到一個有力的接棒人。
中華台北奧會顧問湯銘新說：
「因為徐先生是運動員出身，人脈好，在運動場上有共同的語言，彼此能夠了解、談得來，而且過去我國常動用外交官交涉，國際奧會委員認為我們在搞政治，不是體育人；基於這種情形，大家就想到徐先生。但當時徐先生本人並不願意，因為工作很忙。」
1930年5月﹐第九屆東京遠東運動會排球賽，出身全國冠軍廣東隊的徐亨，當時高六呎四吋，打前排，入選國家隊並一舉拿下金牌。
前台灣省體育會總幹事劉世珍表示，徐先生過去是足球、籃球、排球三棲名將，也是名的游泳選手。1954年第二屆亞運在馬尼拉舉行，他是中華民國代表團的水球隊隊員，給人最深的印象，就是他在球場上，永遠是笑嘻嘻的。
徐亨是黃埔海軍學校十八期畢業，接著進國立暨南大學專修政治經濟；1943年前往美國邁阿密海軍軍官訓練班受訓，結訓後奉派任永寧軍艦艦長，加入美國太平洋艦隊陣營，對日作戰。抗戰勝利後，在香港經營旅行社，後又開設富都旅社。
湯銘新記得，當時徐先生不答應，江良規眼淚都掉下來了，對著Henry（徐亨英文名字）說：
「我認為只有你能為國家做這樁事情，於公於私，我求你要幫這個忙！」有感於國家民族大義，徐先生毅然接棒。
爭取國家尊嚴是不容易的，需要向不同的國家地區不斷地委婉說明，更需要高明的公關手腕，諸如歐洲貴族、大公國元首，會面時要有一定的分寸，談話得謹慎得體，又要向他們爭取支持；而且他們不喜歡聽政治議題，解說時更要有技巧。
徐亨說：
「奧會不希望各國代表搞政治，還好我是體育界出身，大家對我比較Respect，和各國代表講Same Language，廣結善緣，而且講話有道理，所有人就會對我Respect。」
他有時候常被問，為什麼一定要用這個名稱，不換個名稱，徐亨的解釋是：
「如果我生出來就是這個名字，人家沒有理由叫我改名。」
當時我國外交處境，在中共四處打壓後，發揮空間很有限。湯銘新先生認為，其中最大的艱苦，就是到處拜託、求人家。據他了解，徐先生要去看一個人， 會坐在Hotel的Lobby一直等，看到人馬上就去握手，跟人家打招呼，說「有沒有時間、我能不能請你吃個飯、我們聊一聊……」等等，身段要低，等於討 好人家，要求人家幫忙、爭取同情，這是最艱難的。
終於在1968年，國際奧會第六十七屆墨西哥年會，通過我國使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名義，參加奧運活動。
體育界像徐先生這般深具風度、人脈、耐心的人很少。特別是，「不到最後不放棄」的運動精神，在多數人都認為是不可能的任務，與中共的打壓日益深重下，仍鍥而不捨，堅持到最後，1968年，終於成功了。
徐亨先生回憶說，1970年正名成功，以為任務告一段落了，但為了能在國際奧會中，擁有發言權利，徐亨又接下另一個任務 － 競選國際奧會委員。
長期與徐先生並肩作戰的好友們聯名推薦，而以擁有三十二名委員，超過半數推薦，徐先生成為國際奧會委員，這是國際奧運史上所僅見的。
擔任國際奧會委員最要緊的，不是要能講英文、法文，而是立場要超然，這才是國際奧會憲章所重視的。
就在國際友人誠摯的簇擁之下，徐亨不僅當選國際奧會委員，並且在他八十八歲退休時，榮任國際奧會榮譽委員，成為永遠的國際奧會委員。
但中共在奧會上，對我國的排擠小動作依然不斷。1976年，蒙特婁奧運即將開幕，加拿大政府卻因為小麥交易上的利益，想討好中共當局，竟然抵制我國參加奧運。
湯銘新說，他當時已經感覺有問題，所以他提前在七月一號選手村開幕時就進駐。七月一號當天晚上，加拿大政府宣布，中華民國代表團要進來可以，但必須改名為「台灣」，不能代表中國。他記得：
「當時紀政很不高興，她不願意撤退，也一直哭，她說我們不走，她跟楊傳廣商量要進去繞場一周。」
在我國代表團無法入境的情況下，徐亨以國際奧會委員身分，穿梭在國際友人中尋求援助。在美國福特總統同意之下，正準備照計劃進行時，卻由於我國代表團溝通的誤差，造成當時蔣經國院長堅持國旗、國歌、國號缺一不可，拒絕美國的建議，退出蒙特婁奧運。
田徑女傑紀政感慨地說：
「很高興當選手時用中華民國，帶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出賽；但看看現在的選手，整個國家代表隊出去，必須要用「中華台北」名義，確實覺得蠻心酸的。」
1979年，在國際奧會主席基蘭寧主導之下，推翻國際奧會大會「對中國問題再行研究」的決議，在名古屋執委會決定，要求我奧會修改名稱會旗會歌的討論案，以通訊投票進行。
湯銘新表示，就法律的程序來說，這是錯誤的，因為執委會不能推翻大會的決議案；另外這麼重大的案件，不可以用通訊投票，畢竟要更改一個國家的會籍會旗，用這樣子來作出決定，是很不公平的。
通訊投票結果通過，我國必須以「中華台北」奧會為名稱，並且不能使用國旗國歌作為會旗會歌，這個結果與國際奧會憲章規定，各國奧會應使用國旗國歌條文不符。
紀政想起當時的情況：
「我們沒有辦法再繼續使用中華民國，沒有辦法再繼續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我們沒有辦法繼續再唱『三民主義、吾黨所宗』這首歌，這是我們必須面 對的實際問題。我們只有兩條路 － 要嘛就是我們妥協，要嘛就是乾脆放棄。可是一放棄呢，我們真的就沒有辦法擁有國際舞台，我們的選手沒有辦法參加國際性比賽。」
為了不讓我國青年選手失去國際舞台，徐亨決定以原告身分，向瑞士洛桑法院控告國際奧會違憲，迫使國際奧會修憲。
徐亨先生引用國際奧會Charter（憲章）裡第二十條：重要事件不能用通訊投票，使我國在這場官司中勝訴。
中央日報體育組組長陳薇婷表示，國際奧會委員是國際奧會的成員，很少會有成員去控告自己所屬的組織，可是徐亨的理念是「國家比國際奧會更重要」，他願意為他的國家民族，為他關心的運動員，去爭取國際舞台。
在徐亨控告國際奧會的行動下，國際奧會決定修改憲章，規定各國奧會參加奧運所使用的名稱與旗歌，改為代表團之名稱與旗歌，解決了國旗國歌的爭端； 新任主席薩瑪蘭奇並且和我國奧會簽訂協議書。協議最主要的內容，就是我們奧會的名稱改為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－ 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。
徐亨說：
「我離開奧會就不是委員了，1988年Retire，我算是離開這個地方了，如果有功的話，就是告它（國際奧會）。」
徐先生退休後，仍然關心體壇建設與發展。成立「徐亨體育基金會」長期獎助優秀教練及選手；出席一年一度的奧林匹克研討會；雪梨奧運會，和夫人不辭辛勞從開幕參與到閉幕，熱心奉獻於體育活動，教人感佩！
徐燕是徐亨的大女兒，她擔心地說：
「父親現在每次奧會開會都還是去參加，不管是冬季還是夏季的運動會；現在年紀大了，她們有點擔心，因為冬運會很冷，怕他滑倒，但是她相信叫他不去很難，因為他是不會放棄的。」
和國家同年的徐亨（民國元年十二月六日生於廣東花縣），還是全勤參與奧會有關事務與活動，即使現在退休，事情少了，但堅持的精神依然硬朗如初。
陳薇婷認為，這是他的使命和堅持，親朋好友只能儘量照顧他。每當他在公共場所出現的時候，大家都是七手八腳，他的身邊會圍繞最多人，因為大家都要扶他，大家都希望這位體壇的常青樹，能好好地過日子。
徐先生是讓人如沐春風的長者，紀政說：
「當你還沒有開口跟他講話的時候，他已經讓你非常有好感，他已經讓你喜歡他了；當你更接觸他、認識他的時候，你對他的佩服更是加成又加成。」紀政相信，所有在國際間的朋友都會願意來幫助他，這應該是因為他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。
湯銘新先生敬佩說：
「沒有他這種耐性和韌性，我國奧會不會有今天，所以運動界的人都要感謝他，感念他過去的努力；如果沒有他的努力，奧運會、亞運會就不會有中華民國的運動選手，在運動場上做出好的表現。」
中華台北奧會顧問湯銘新說，他看過無數運動員，從來沒看過像徐亨一樣具有深厚的運動家風度。
就是這種與生俱來的運動家氣質，讓徐亨有機會，成為爭取國家尊嚴的體壇鬥士。
徐先生曾在自傳中寫道：
「余愧不才，生平雖為擔當大任，然政府賦予之所有任務，不論是有多麼艱困與危險，必傾全力以赴，以期完成使命而後快。常以『奉獻的人生』，來鞭策自己，總想多做些有益社會國家的事，這是亨一生處事，淡泊名利，與世無爭的原則。」
也因為「淡泊名利，與世無爭」，才能「奉獻人生」，徐先生不愧是「最佳國家運動領導人」，也是永遠的運動家、不老的勇士！
